问AI · 曾是守活寡的她们，如何在香港逆袭成经济支柱？
2026年6月3日，汕头澄海东里镇，在《给阿嬷的情书》取景地张厝内，一名年轻的女孩轻声哼唱电影主题曲（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方迎忠/图）
2026年6月18日，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首映。
首映当晚，马来西亚槟城侨领、企业家陈国平包场，请家人、槟城中华总商会的成员、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的学生观看电影。他们在电影中看到自己出生的祖宅，记忆中父母每月给老家祖母、小叔一家寄写侨批的场景，以及在南洋坚持华文教育的艰辛……共同的情感和对家族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
陈国平分享的观影现场，让刚从汕头澄海老家赶回广州的陈椰感到一阵血脉相连的激动。两年前，他到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拜访陈家各房长辈，同时汇报陈家祖宅的修缮情况。在槟城，他见到了这位八年未见的堂伯父和其他亲友。
陈椰生于1984年，是历史文化学者，现执教于华南师范大学。他主持修缮的祖宅“德和里”（又称起凤陈公祠），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晚年谢南枝居所的取景地。片中另一女主角叶淑柔的居所，则是他祖母的娘家老宅所在的张厝。
“电影的后劲，是让散落各地的亲人有了缘由重新聚在一起。”陈椰在朋友圈写下自己的感触。这个秋天，他期待着这个飘散在南洋和其他角落的华侨家族在共同的“根”——故乡祖宅——再次团圆。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两个亿”，红头船，暹罗王
在广东潮汕地区，只要跟当地人坐下来聊一聊，往上数都有出洋谋生的祖辈、宗亲，几段悲欢离合的故事。
“还不是因为穷。”在机场接我的网约车司机吴师傅说：“我们这里山多地少，靠种田根本养不活一家子，只好出海去求活路。”
“还不是因为穷嘛。”另一位司机李师傅的回答同出一辙。1930年代，他爷爷的几个堂叔伯跟着邻村人跑到马六甲的橡胶园种橡胶。“好多人死在那里。我们潮汕人在外头都特别抱团，都是逼出来的。”
李师傅是“90后”，汕头人，热情健谈。他一边开车，一边向我介绍潮汕美食，推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取景的打卡点。他信奉“爱拼才会赢”，最崇拜潮籍香港首富李嘉诚，对他的发家史如数家珍。车驶过汕头大学，他往窗外一指，告诉我那就是李嘉诚出资办的，“以前学校搞毕业典礼，他每年都来。”
从家谱上细究，李师傅有四分之一的客家血统。他的奶奶是梅州客家人。奶奶的父亲1930年代从梅县松口搭船，沿梅江而下，转入韩江，然后在汕头港搭船到泰国。奶奶的父亲在泰国发了财，把钱寄回老家买了一些田地。“土改”时，家里被划为地主。1950年代，他从泰国返回梅州，想带着五个儿子一起走，出海时遭遇不幸。他和大儿子、二儿子最后溺亡，“尸首都没捞回来。”
失去父亲和两个哥哥后，奶奶娘家的天塌了下来。奶奶当时11岁，一天在江边洗衣服，被同村人哄骗着带上船，从松口沿梅江入韩江，卖给汕头一户李姓人家。
这些都是李师傅从老人在世时的日常絮叨中拼凑出的大概情况。《给阿嬷的情书》火了后，他很后悔当时没多一点耐心听她唠叨，听听自己的太姥爷当年是如何闯荡南洋的。
李师傅的老家在汕头的乡下。村里有栋破旧洋楼，“听说当年是整个乡最气派的，是村里首富家的，外号‘两个亿’。他在南洋做生意赚了大钱，回村造了洋楼。”“两个亿”没有再回来，“他在南洋讨了番婆，洋房就他大老婆住着。孤伶伶一瞎老太太，我小时还有印象，听奶奶讲她是哭瞎的。洋楼现在是她女儿一家住在里头。”
车驶入汕头澄海区东里镇，窗外是一片苍茫的黄色水域，远处有五六艘细长的小船在风浪中起伏。听当地人介绍，他们是在备战端午节的龙舟大赛。
眼前就是历史上的粤东第一大港——樟林古港，中国“海上丝路”的起源地之一。康熙二十三年，清廷放开海禁，樟林港埠商人纷纷造船出海，做海上贸易。应清廷加强管理的要求，樟林港的船头被涂上朱红油漆，“红头船”从此得名。
2024年11月20日，广东汕头，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侨胞在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的红头船前合影（中新社记者 陈楚红/图）
雍正至道光年间，潮商的红头船队新增载客业务，大量劳工和商人坐船前往南洋。据《汕头·海关志》记载，1864到1911年间，从潮汕地区坐红头船出国谋生者达294万人次。
在潮汕，有句流传百余年的俗语：“富不过慈黉爷”。“慈黉爷”即陈慈黉，其父陈焕荣就是樟林港最著名的红头船主。他幼时家贫，到香港做船工，后创“乾泰隆”行，用红头船经销南北货物。
等陈慈黉接管家业，他意识到红头船终将被蒸汽轮船全面取代。1871年，他南下暹罗，在曼谷开设陈黉利行，以运输销售暹罗大米为主，专营进出口贸易。他在汕头及新加坡、越南西贡陆续设立分行，同时经营进出口贸易和钱庄。到20世纪初，他把家业发展成集米业、工商贸易、金融保险、船务航运和房地产于一体的跨国企业集团，位列“泰华八大财团之首”，可谓富甲南洋。
在更早的康熙年间，澄海还出过一位闯荡南洋的要人——该地华富村有个名叫郑镛的贫寒青年到暹罗谋生，经营博彩业并承包赌税，发了财。他娶暹罗女子为妻，生了长子郑信。1764年，缅军入侵暹罗，郑信带领泰人和华侨赶走缅军。他创立吞武里王朝，征服各地割据势力，奠定了现代泰国的基本版图，被泰国民众尊为“泰皇五大帝”之首。
从“暹罗王”郑信到“暹罗米王”陈慈黉，下南洋后富贵发达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贫穷而有志气的潮汕青年男子出洋闯荡。他们先在樟林港口拜过妈祖，然后怀揣着一撮香灰登上红头船，渡过南海甚至跨越印度洋，为家人和自己搏一个丰衣足食的未来。
在粤东、闽南地区，这些早年远赴南洋谋生的华侨被称为“番客”，他们留在家乡的妻子就被叫作“番客婶”。在福建泉州、石狮等核心侨乡，当时超90%的华侨家庭都存在这样的留守情况。在广东江门的五邑地区，许多男子前往北美淘金，他们的留守妻子被叫作“金山婆”。
陈椰在起凤陈公祠（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图）
女神，亥爷，番客婶
在樟林港口的新围天后宫，陈椰取清香八根，点燃，逐一敬过妈祖、天地和门神。
天后，即妈祖娘娘，本名林默，生于北宋年间，福建湄洲岛人。她生而神异，能预知吉凶，屡为乡民医病。长大后，她常救海中遇险船只。987年秋，九月初九，林默在海上抢救遇险船民，不幸被台风卷去。乡民认为她已升天，建庙祭祀。妈祖信仰由此发端并传播开来，在各朝官方追封下逐步神化。林默从一民间奇女子，变成拥有全球信众超三亿的女神。
“未上红头船，先拜妈祖娘。”新围天后宫在南洋的潮籍华侨中影响力巨大。陈椰说：最受樟林本地人香火供奉的，是另一座——城内天后宫，由一林姓商船主于乾隆五十九年出资修建。它最奇特之处，是供奉着一头大猪，人称“亥爷”。在樟林地区，流传着一个家喻户晓的亥爷传说。
据传，林船主的母亲青年守寡，一度准备再嫁。出门相亲时，她被一头大猪拦路，左躲右闪，无法成行。等她再出门相亲，大猪再次出现且浑身稀泥，林母躲闪之间，把一身新衣弄得脏臭不堪，只能回家。她认为这是天意要她守节，遂立志不嫁，独自把儿子养大。儿子后来下南洋发了大财，成为红头船船主。他回乡探母时，听老母讲起当年的奇遇，对那头猪大为感激，在城寨内建起天后宫，并塑“亥爷”泥像供人祭拜。
不用说，这是一个劝诫女性守节的传统道德故事。在城内天后宫，大猪的塑像摆设在大门一侧，虎视眈眈地盯着天后——中国沿海民众和全球海外华人崇拜的“顶流”女神，居然被一头大肥猪看管着，场面滑稽又怪异。
陈椰分享的两位潮学研究者的考证，证实了我的猜测——“亥爷”的传说和在樟林地区享受的额外香火，与其说是当地民众在表达对天后的信仰，不如说反映了传统侨乡的一种集体“心病”——大量成年男子出洋远行后，对留守家乡的妻子是否守贞极度焦虑。
陈椰的曾祖母就是一位典型的侨乡番客婶。她青壮年守寡，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三个年幼的儿子，含辛茹苦地维系着整个家庭。青春年少时，她目送丈夫下南洋；丈夫病逝后，又送别12岁的长子随姑母一家去泰国，再后来送别次子到马来槟榔屿谋生。
就像电影里的淑柔，陈椰说曾祖母在大家族里备受尊敬。在1960年代的冷战封锁中，南洋的伯公会借着每年参加广交会的机会回乡探望母亲。“从广州雇一辆轿车，连夜开回澄海老家。我爸当时十来岁，每次先要撒一大把糖果在轿车四周，给他伯父接风讨彩头。”等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后，伯公们每一两年都会带着儿子回乡，祭扫母亲和先祖的墓。
在陈椰记忆中留下特别印迹的，是村里一位当过侨联干部的番客婶，她十多年前还在世。“她当时年纪很大了，但眉目极清秀，一看就知道年轻时是个美人，会很有故事的那种。”
这位“西施阿嬷”新婚没几天，丈夫就跑去南洋闯荡，此后几十年都没回来。她常年守着空房，也没有孩子。新中国成立后，她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年轻、长得漂亮，又比一般家庭妇女有更多机会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触发了侨乡社会的“亥爷机制”。
“她年轻时是很被流言蜚语过的。”陈椰说，“就是老了，村里还有不少人在背后说她闲话，都在猜她到底有没有偷过人。”他很遗憾自己当时太过年轻，没有想到请老阿嬷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听她讲述一生的故事。
2025年4月19日，湄洲妈祖分灵首次巡安巴西。图为妈祖巡安队伍来到巴拉斯商区绕境祈福，众多华人社团打出庆祝妈祖诞辰的横幅接驾（中新社记者 林春茵/图）
记录“番客婶”的生命史
2004年12月的一天，当沈惠芬告诉泉州的林阿嬷，自己准备写一本有关番客婶的书，74岁的老人情绪变得激动起来。她后来不仅把自己一生的故事全盘托出，还把村里其他番客婶介绍给沈惠芬。当一位番客婶得知沈惠芬要来采访她，前一夜激动得失眠了。
决定以闽南番客婶为论文选题时，沈惠芬还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名历史系博士生。她是福建漳州诏安县人，长于侨乡，但对这个群体所知甚少——一度以为她们是一群靠着侨汇、过着优越生活的富太太。
此后，在闽南侨乡做田野调查时，她接触到了一群沉默的底层女性：她们大多生于1920年代，多数人没受过教育；在上世纪的战争和地缘政治导致的封锁隔绝中，经历了极其艰难的情感和经济困境，为了支撑和保护她们的家庭做了巨大的牺牲。
在中国东南沿海跨国移民和华侨华人史上，她们曾是一群没有声音的人。只有一位名叫林居真的番客婶写过一本自传《五十一年之心声》。1930年代，社会学家陈达在其开创性的闽粤华侨社会调查和研究中，第一次关注到她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和经济处境。1980年代至1990年代，西方人类学家华琛、阎云翔的研究曾零星涉及这些留守女性的生存策略。2000年以来，本土学者开始关注那个时期华侨家庭的生存状态。
通过对番客婶的访谈，沈惠芬看到以往男性学者看不到的女性心灵世界：这些常年守活寡的女性情感上经历的煎熬、痛苦，自认“命衰”和“不值”，以及认命后的坚韧，在艰难动荡的岁月中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和意志。
在采访中，一位洪姓阿嬷反复叮嘱这位年轻的博士妹：寻找人生伴侣时，要十分谨慎小心，品行最重要。至于如何判断品行的好坏，她说两人必须常见面相处，“只有这样，才知道他为人是否良善、诚实、勤劳能干、会替他人着想。”
2012年，沈惠芬出版博士论文《China’s Left-behind Wives》（中译名《中国的留守妻子》），这是第一部将“番客婶”作为主角的英文学术专著。在过往学者的研究中，番客婶往往是以男性奋斗为主线的“华侨史”或“侨乡史”中的附庸和背景板。沈惠芬第一次把聚光灯打在女性身上，再现了她们在20世纪的跨国生存图景。
沈惠芬说，番客婶们的故事已成为她个人生命的一部分。
2026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了后，她突然多了很多采访、公共讲座、媒体约稿的任务。密集的公共活动让她颇感疲惫，同时也担心：等电影的热潮过去了，那些陆续离世的番客婶会再次被人们遗忘。
《中国的留守妻子》
侨批里的热与冷
闷热的午后，我们跟随陈椰穿梭在樟林古港，一脚踏进“永定楼侨批展览馆”。该馆原为清代货仓兼航标建筑，如今改建为潮汕地区首家镇级侨批展览馆，2022年1月对外开放，共展出三百余份侨批档案及文物。
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以及后来的金融或邮政机构，汇寄给家属的连带家书或附言的汇款凭证。在闽南和粤东地区方言中，“批”即“信”，亦称“番批”“银信”。2013年，“侨批档案”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在永定楼的一间陈列厅，几封展出的侨批吸引了访客的围观。当陈椰读出信中的内容后，人群里爆发出一阵轻快的笑声。
其中有几封字迹尤为密密麻麻的，是一位身在南洋的年轻丈夫在1950年代写给爱妻“真妹”的。在一封写于1956年的信里，他忧伤地感慨“春天终于来到人世间”，然后向妻子诉说自己饱受神经衰弱之苦，以及更私密的身体疾患，说医生建议他在当地娶一个合心意的伴侣。虽然“理智无法控制情感”，但他发誓自己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也恳求妻子把介怀化为对他的爱意。
在挑选、展出这几封内容私密的侨批时，陈椰说策展团队特意裁去了当事人的姓名。“大部分侨批都是被后人当作废纸卖掉的。一些邮票收藏者发现有的字写得很漂亮，就开始收藏。然后，民间慢慢形成了一个侨批流通收藏市场。”
那位多愁善感的青年与他的真妹后来是否一家团聚？他在异国会不会遇到另一个谢南枝？在理智与情感之间，他又会何去何从？真实的故事肯定要比《给阿嬷的情书》 里隐秘的三角恋更让人唏嘘。
2026年3月1日，广东汕头，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展出1950年代新加坡华侨寄送的侨批（视觉中国/图）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类似这样的一封封情感浓烈的侨批，可以让留守在家乡的淑柔们撑过无数个孤独的日日夜夜。这样的侨批，属于那些有感情基础和共同生活经历的幸运儿，如电影中私奔成婚的木生与淑柔。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绝大多数男女婚前互不相识，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为夫妻。新婚后短则十来日，长则数月，男方就踏上了下南洋的船。正常年景下几年一回，长则十多年一回。在战争和封锁频发的上世纪，许多夫妻从此天各一方，再未相见。
维系番客婶与海外丈夫之间唯一的纽带，只有这些兼具汇款和家书功能的侨批。
二十多年前，东里镇还有不少番客婶健在。侨汇送到时，陈椰有时会听到几位老妪幽幽的叹息声——“寄这么多钱又有什么用，钱又不会说话。”
“这些老人守了一辈子空房，等不到丈夫回来。（南洋）那边会寄钱回来，但因为常年分离、跟她没有多少感情，也就没有多余的话要讲。可能寄钱回来，是为了证明人还在。”陈椰感慨。事实上，能做到按时寄侨批回家，已算是尽到丈夫的首要责任了。
沈惠芬在对闽南番客婶的访谈中发现：在一些旧式大家庭，侨批的指定收件人是一家之长如公公，公公不在世了，则是婆婆，然后依次是家中其他最年长的成员。有时，妻子甚至得不到来自丈夫的只字片语。
泉州的林阿嬷与丈夫的婚姻名义上持续了35年，但两人实际共同生活的时间，只有新婚后的两个月零三天。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她曾想得到一张丈夫的照片，找人写信都得打着公公的名义。她等来了回复——一张丈夫与七个孩子的合影。直到那时，她才知道丈夫早已在菲律宾娶了当地女子。
在樟林一带的坟山上，有很多老坟。按当地风俗，墓碑上在世的人名字用红漆描，死去的人名字用绿漆描。童年时，陈椰跟着家人去扫墓，心里总是很疑惑：“一些明明是清代的、民国的人，碑上的名字怎么还是红色的，而一旁合葬的女性名字又是绿色的？”
后来他才知道，这些名字涂成红色的人，都死在了海外。“墓里是空的。有时，出洋的人断了音信后，他的家人都不清楚他是死是活，但作为夫妻最后还是要合葬在一起。”
典型的侨批，收批人为其妻子，附“大银三万元”，并叮嘱其分配给父母、留作家用的具体金额（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徐琳玲/图）
“两头家”和中间人
在闽粤侨乡，出洋谋生的丈夫在海外另组家庭，娶当地妇女或土生华人（称为“二房”或带歧视色彩的“番婆”），是普遍的现象。这既有情感、生理的需要，也有现实的考虑。
我朋友余建（化名）的太太阿钟是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华人。两人相恋于北京某名牌高校，当时阿钟是来华留学生。阿钟的祖母来自一个特殊的海外华人群体——“峇峇娘惹”，又称海峡华人或土生华人。
阿钟祖母的先辈来自泉州中部的永春县，19世纪到柔佛的东甲谋生，后娶当地马来女子为妻。“他在老家肯定是成过亲的，但马来这边家里从来不提起。”余建说。在马来姻亲的庇护下，这位先祖得以扎下根来，融入当地社会。他日渐发达，家族最有钱时“拥有镇上整条街的全部房产”。
在南洋，这个闽南华人与马来人的混血群体被称为“峇峇娘惹”。
二战后，东南亚国家陆续独立，民族主义强势抬头，出台了很多针对华侨华人的歧视性法律。在菲律宾，华侨被禁止拥有地产和土地，也被禁止涉足华人传统从事的零售业。如果娶当地女子为妻，就可以通过挂名代持的方式绕开这些法规。
泉州的蔡阿嬷1970年代从香港去菲律宾探亲时，终于见到已分别28年的丈夫。四年前，当得知丈夫十年前就娶了二房番婆，她一度内心十分煎熬。那趟探亲，让她慢慢理解娶一个当地女子对她丈夫生意的必要性：她丈夫在当地开了一家糕饼店，是二房出面帮他处理交税，以及应对流氓帮派的骚扰。她后来又多次去菲律宾探亲，与二房相处融洽，虽然她觉得对方“又矮又胖，长得也不好看”。
在翻读有关闽粤华侨社会的研究专著时，会发现其中涉及的“两头家”问题，男性研究者会着重于留守妻子在依附地位下的理性应对。譬如，陈达的社会调查显示：留守妻子表示她们接受“两头家”的安排，为丈夫海外另娶感到高兴，并感激二房代为照顾丈夫。
沈惠芬对番客婶群体的访谈，让我们看到了故事的另一面——这些在故乡守活寡的女性得知丈夫在南洋再娶后，几乎都经历了煎熬、心碎的阶段，然后强迫自己慢慢接受这一无力改变的现实。
陈椰曾祖父的一位宗亲在南洋生意经营得相当成功，1930年代曾是有名望的侨领。他有多房太太，其中一房留守在老家澄海的大宅里。“她心里对老公有很多的怨，后来要求儿子登报和他脱离父子关系。”
“两头家”之间，除了情感的拉扯，还有生存资源上的竞夺。当资源有限时，海外丈夫常常会在情感、经济上倾斜于常年陪伴在身边的二房及其儿女，少数人甚至遗弃在家乡的发妻。此时，留守的发妻只能通过批信，并借助长辈、宗亲、海外同乡会的道德施压，为自己和孩子争取生存的空间。
在《厦门华侨志》、《广东华侨史》和各侨乡地方志中的“家族史”章节，以及诸如陈嘉庚、胡文虎等华侨巨贾的家族纪实、口述历史资料集中，都能查到“两房”子女之间有关家产分配的大量法庭诉讼案卷或宗族调解记录。
在永定楼展厅的一处，悬挂着一块正楷书写的牌匾——“洪铭通先生四不写原则：一、银钱数目不清者不写。二、夸大儿孙不孝引以为同情以求多寄钱者不写。三、伤天害理唆间人家孬者不写。四、有辱国格装穷叫苦者不写。”
陈椰说，洪先生是东里镇的一位已故职业“代书人”。他小时候在老街上玩耍，常路过洪先生的摊位，一抬头就看到这幅字。洪先生在当地颇有声望，因为他为侨眷代写的书信寄出后，收到侨汇的比例非常高，“无他，内容真挚。”
在闽粤侨乡，每个村镇都有职业或兼职的“代书人”。他们为不识字的侨眷代写书信，收取一点报酬。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番客婶在向代书人哭诉时，常常带着情绪、甚至泼辣的咒骂。如果照实写，只会激化两边家庭的矛盾。因此，一个称职的代书人会耐心听完对方倾述，帮她抓住核心诉求，将之转化为合乎传统儒家教化的话语。
譬如“那个死鬼在南洋被番婆勾了魂，一分钱也不寄回来，我都快饿死了”，到代书人笔下就成了：“妾身虽受饥寒，尚可隐忍，惟念尊翁年迈、幼子失学，长此以往，宗支何依？望夫君念及骨肉之情，速赐回音。”这种修辞的转变，将一场泼妇骂街式的夫妻内耗，转化为发妻对海外丈夫进行温柔包裹下的“道德审判”。
厦门大学教授李明欢是华人华侨史领域的权威学者。在她看来，侨批其实是一种“半公开的媒介”。代书人在撰写侨批时，实际上在扮演一个“文化过滤器”的角色，将留守妇女粗俗、直白的家庭抱怨，过滤并升华为符合宗族道德规范的叙事，从而帮助无权的留守妇女获取海外的财政支持。
2003年，散落在南洋的陈氏三兄弟在澄海老家寻根重聚。陈椰的祖父陈树北（左）、在泰国的陈树楠（中）、在马来西亚的陈树桢在陈氏祖宅“德和里”合影（受访者提供/图）
“苦命人”联盟
“独守空房、代夫尽孝”，是番客婶日复一日的生活写照，也是传统侨乡社会无法言说的痛。她们日常处于公婆、宗亲、乡邻的严密监视之下，一般被禁止与非直系亲属之外的男性接触，有时还要面对公婆的挑剔甚至虐待。
在封闭隔绝的生活状态中，番客婶们自发形成一种情感、舆论甚至经济上的互助网络。在日常洗衣服的河边或是宗族祭祀的厨房里，她们一边干活，一边互诉心事、讲南洋八卦，一起唱侨乡特有的“哭嫁歌”或广东五邑地区的“金山叹”，把压抑在内心的闺怨和对海外二房的嫉妒宣泄出来。这种精神上的共情，成为她们维持身心健康的一种疗愈方式。
根据郑一省、龙潮起等学者对闽粤乡村的历史田野调查，番客婶们形成的互助网络，不仅是聚在一起闲聊家长里短的圈子。她们通过这一网络彼此交换信息，进行资金拆借，甚至在必要时抱团进行集体物理防御。在丈夫缺席、制度缺位的传统社会，她们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社会支持体系，合力撑起一片生存和安全的空间。
侨汇是华侨家庭的“生命线”，而侨汇的跨国寄递极易受到战争、封锁、汇率波动以及南洋排华政策的冲击。由于各家丈夫寄来侨批的周期不同，番客婶们形成了一种内部的“时差拆借”：今天你家的钱到了，你先借给我买米、给孩子交学费；下个月我家的批到了，我再如数奉还，或是等你家需要翻修房子、办红白喜事时，我全家过去给你做帮工。一位晋江龙湖镇的番客婶说，她们之间不立字据、全凭信用，同村番客婶没有你家我家分得那么清，“因为大家都是守活寡的苦命人。”
在闽南、广东五邑地区，番客婶们普遍参与一种被称为“标会”的民间金融组织。每个月，大家凑一笔钱，由急需用钱的番客婶得“标”，用以解决盖房子、子女结婚、应对荒年等重大支出。
在旧时代，女性地位低下。当丈夫常年不归，甚至客死他乡，番客婶作为守着巨额侨汇和洋楼的“单身女性”，极易成为不法之徒的目标，或被同宗亲属觊觎。
这些独自生活的番客婶有时会打破小家庭的限制，带着孩子搬进一栋宽敞大厝或祖屋里共同居住。白天，她们一起操持家务、下地劳作，互相代看孩子，夜晚共同守卫门户。
在广东台山侨批档案馆保存着的大量银信（侨批）原件中，五邑大学教授刘进发掘出一则发生在1930年代的典型事件。
台山斗山镇有一位名叫谭氏的金山婆。她丈夫在美国旧金山谋生，已在当地与一名女子同居。谭氏为人精明能干，独自掌管丈夫寄回来的巨额侨汇，还在镇上修建了气派的大洋楼。这引起了堂伯叔亲们的眼红和不满。
同宗堂叔为了搞垮她，就在村里散播流言，称谭氏与村里一泥瓦工“过从甚密，深夜独处”，并将“长房不守妇道、奸情败露”的恶意绯闻写成告密信，寄给她远在旧金山的丈夫。
得知流言和相关告密信后，谭氏立刻求助于村里的金山婆姐妹们。经商量后，她们联合当地的职业代书人，以“全村留守妇女代表，以及邻里长辈”的集体名义，抢先向旧金山寄出一封银信。在信中，她们集体为谭氏的清白作证，把关于谭氏的绯闻定性为夫家堂叔因为“贪图金山哥（谭氏丈夫）在国内的洋楼祖产，不顾叔伯情谊，故意对守节发妻进行的恶意构陷与名誉敲诈”。
谭氏丈夫前后收到来自家乡的两封信后，思量长久，最终选择相信发妻，随后回信痛斥堂叔，并继续按月给发妻寄来大额侨汇。
刘进在解读这封台山银信时指出：留守妇女在遭遇传统宗族男权的道德抹黑时，个人的声音非常微弱。但是，一旦她融入村落内部的女性网络，像这样的“群体性的跨国书信作保”，就变成了她们保护自己“经济主权和肉体安全的有效武器”。
在父权制宗法社会，一种在经济上霸凌弱势女性的常见手段是“吃绝户”。
在斗山镇的口述历史档案中，记录着同时期另一位金山婆伍氏的遭遇。她的丈夫在美国旧金山打工，因病骤然去世。由于生前并未留下明确遗嘱，他在美国的财产被在当地娶的二房继承，国内只留下一栋两层碉楼和几亩水田。
伍氏丈夫去世的消息传到老家后，夫家的堂叔伯们认为伍氏没有生下儿子，只有两个迟早要外嫁的女儿，且已断了海外财路，便打着宗法名义，要强行把伍氏及其女儿赶出碉楼，然后计划将楼变卖、收归家族公账。
面对同宗逼迫，伍氏只得求助于村里的“金山婆网络”。得知消息后，五名来自本村和邻村的金山婆自带铺盖，搬进伍氏家的碉楼，与她同吃同住。当同宗叔伯们带着男丁前来强行锁门、驱逐母女时，她们集体坐在碉楼大门口，手持菜刀和洗衣服用的木槌，高声痛骂这些男人不顾同宗情谊、欺凌孤儿寡母。与此同时，她们利用自己的跨国网络，给同在旧金山谋生的自家丈夫传口信，让他们通过海外同乡会对伍氏亡夫的宗亲圈施加压力。
金山婆们的肉身抗争，加上海内外“双重舆论夹击”，最终惊动了当地华侨社团和有民望的开明绅士。宗族长辈最后不得不妥协，签字允许伍氏母女可终身居住在该碉楼内，并保留其田产。
2025年7月12日，北京首都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峇峇娘惹文化展”上展出的家庭合影（视觉中国/图）
战火中的求生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随即爆发。此后大半年，日本侵略军迅速攻占太平洋多地，战火遍及太平洋、印度洋，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逐一沦陷。
对南洋华侨来说，这是一场浩劫。在1942年的“新加坡大屠杀”中，数万15到50岁的华人男性被卡车运至海边或郊区，以枪决、刺刀杀害或投入海中等方式处决，余下的被强征去修建泰缅之间的“死亡铁路”。据战后审判出示的证据，遇难者约达2.5万至5万人。在这场战争中，晋江地区的彭田、莲塘和大仑三个侨村共有140位番客婶沦为寡妇。
战争和封锁断绝了侨汇寄递，闽粤地区的侨乡陷于普遍的断粮绝境。据汕头华侨博物馆的数据：1949年以前，潮汕民众依靠批款生活的占40%至50%，有些乡村占到七八成，而侨眷家庭平均年收入的80%来自海外批款。
许多番客婶不得不变卖家中的“洋货”和二手物品，如衣服、手表、怀表、皮鞋、梳子、领带、香水、金银首饰、花瓶、皮箱等。在闽南地区，买卖二手物品的摊位叫作“故衣摊”。一些番客婶从中逐渐掌握门道，做起糊口小生意——从其他侨眷那里收购二手物品，然后在市场上加价卖出去。
抗战时期，石狮镇的二手市场极为繁荣，仅建兴一条街就有一百多个故衣摊。后来，一些非华侨家庭也开始买卖二手货，市场竞争变得非常激烈。据泉州地方报道，来自漳州、永安甚至“陪都”重庆的商贩都加入进来，成为特殊时期一个畸型繁荣的行业。
随着抗日战争爆发，米价暴涨。粤东、闽南地区多山靠海，缺少适耕种的良田，战争又切断了外来粮食的供应。在晋江地区，红薯成为许多华侨家庭的主食，更贫穷的靠过去用来喂猪的甘薯渣糊口。
为了挣口粮，不少番客婶加入贩米的行列，她们从港口的米商那里批发少量大米，然后靠脚力背到各村镇的零售米店。如果一次负重100斤以上，就能留下一些带回家。负重行走的番客婶中，有不少是小脚女人。
比米价更贵的是盐价。自1942年起，福建地方政府放松了对沿海私盐生产和买卖的管制。在晋江东部和南部，很多侨眷加入私盐作坊。据一位南洋归来的盐商回忆：每天傍晚时分，会看到很多番客婶拄着拐杖，背着盐包，带着小孩从海边慢慢走回家。
在断侨汇的三年多里，生活在泉州金井镇的蔡阿嬷通过贩米、买卖二手货和晒私盐来养活婆婆、小叔和刚出生的女儿。1941年，新婚两个月后，她的丈夫就返回菲律宾做杂货生意。当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
每天下午5点，她与另一个番客婶结伴去南安的石井镇，借宿一夜，第二天一早到港口的运米商船那里批发大米，然后携米坐船回金井镇。她们一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批发商同意她们先赊账，等有钱了再垫上。卖完米后，她有时自己晒盐，有时就去附近的村子收旧衣和二手货，再拿到晋江市场上叫卖。尽管竭力劳作，一家人也只能靠地瓜掺一点米、就着海菜过活。
相比种田、贩米这样的重体力活，对女性最友好的工作是在工厂和手工作坊。在泉州，一些从南洋逃回来的华侨工商企业家在政府的鼓励下，办起了香烟厂、铅笔厂、纺织厂，这些厂优先雇佣侨眷，帮她们摆脱经济困境。
一些缺乏谋生门路的番客婶走向了乞讨，甚至出卖身体，有的不得不卖掉孩子来还债。在泉州和惠安的一些地方，有番客婶被婆家以几百元的价格卖到更靠内陆的山区。
战争的创伤，给许多番客婶留下深刻记忆——等战争结束，通信和侨汇恢复后，她们中的许多人谨慎地使用、打理丈夫寄回的钱，用来买地置业或投入到其他理财方式。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一些华侨家庭迎来了短暂团聚。蔡阿嬷的丈夫从菲律宾回到晋江老家。此后，夫妻俩共同生活了三年。1948年，她的丈夫再次前往菲律宾谋生。时隔28年，她从香港到菲律宾探亲时，才再次见到丈夫。
2025年7月13日，在福建泉州石狮的人民路上，泉州最后一位代书先生姜明典与顾客交流。姜明典1949年出生在泉州石狮，18岁就跟着父亲代写侨信，从事侨信代书工作至今已有59年（中新社记者 吕明/图）
从留守妻子到“香港客”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冷战、抗美援朝战争以及西方对华封锁，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直接金融和邮政通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中断。一方面，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严厉限制对华汇款和书信往来。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实行严格的资本和外汇管制，侨民寄回的侨汇在兑换和使用上面临诸多不便。
那个时期，国内华侨家庭再次处于断粮困境。侨眷们面临的另一重压力是国内的政治运动。在侨乡，海外华侨打拼攒钱的目标之一是回乡“起厝”、置田产。在“土改”中，这些气派的洋楼和田产被视为“剥削”的证据。一旦被划分为“地主”或“富农”，不仅财产被没收，还要面临批斗。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政府调整侨务政策，对华侨、侨眷实行“来去自由”。许多侨眷以“继承遗产”、“去香港探亲”或“与丈夫团聚”为由申请出境证。据官方数据，1955至1959年，仅福建晋江地区就有16834人入境港澳，1960至1965年为12350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侨眷，且多为已婚妇女。
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因排华和冷战因素严控华人出入境，大量番客婶被迫滞留香港，与南洋丈夫继续两地分离。到了1950年代后期，以“夫妻团聚”名义申请出境的侨眷大多实际是为了到香港打工赚钱以养活家人。
在这股闽粤女性赴港潮中，闽南番客婶的处境最具挑战性。她们大多只会讲闽南语，与以粤语为通用语的香港主流社会完全隔绝，因此遭受到更多歧视，被看作“抠门小气、没见识的土包子”。
她们编织起一张紧密的宗亲同乡网络。通过“以同乡带同乡”的模式，她们在人生地不熟的香港迅速落脚、找到做工的机会，再帮助其他新来港的同乡。
1950年代正值香港轻工业转型的起步期，许多早期来港的闽南小老板已经积累了一些资本，他们在北角和九龙开办了大量生产针织、内衣、塑胶花、假发的“山寨厂”。 这些工厂的工头或联络人通常也是闽南籍。
不会说粤语的番客婶们甚至不需要走出合租的唐楼。通常由一个懂点粤语的“女能人”去工厂总揽手工活，再带回来分发给其他人。大家围坐在北角的走廊或木屋前，一边拉家常，一边拼命做计件活。还有一部分人进入闽南人开的餐馆、商铺做清洁工、帮佣，有的在北角街市摆摊贩卖闽南家乡风味的食材。
因为大量闽籍人士聚居，香港北角在1950年代中后期有了“小福建”之称。在以北角春秧街为核心的露天市集里，番客婶们在这里买菜，用泉州话或漳州话讨价还价，还能买到家乡特有的地瓜粉、福建面线、贡糖、面煎粿等。
在冷战铁幕下的1950至1960年代，留港番客婶展开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家庭拯救行动”。南洋丈夫们把钱寄给在香港的发妻，她们通过香港的私营银号、同乡会甚至“水客”，把港币秘密带进内地，交到故乡亲人手中。
内地“三年困难时期”，闽南侨乡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和物资匮乏，很多留守老人和孩子挣扎在饥饿和水肿病的边缘。身在香港的番客婶开始疯狂向家乡邮寄“侨包”，包括猪油、面粉、白糖、布匹、肥皂，还有盘尼西林、肺痨药等西药。
她们自己省吃俭用，用大部分薪水购买这些紧缺物资，用粗麻袋一层层扎紧，通过香港邮政寄到老家。为了防止猪油在长途运输中漏出或被偷，她们想出许多办法，比如将猪油煮熟后灌进洗净的竹筒或空铁罐里，焊死口子。当时在侨乡，谁家能收到一个来自香港的“侨包”，全村都会去围观。一包猪油或一袋面粉，往往能救活一大家子人。
经济上的独立，加之成为家庭的主要供应者，让番客婶面对婚姻和配偶时有了不同的心态。一些在婚姻中长期忍受冷遇或事实上遭遗弃的番客婶走向了主动决裂。
1940年，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延安访问（视觉中国/图）
阿香婆来自闽粤交界的侨乡，自1950年代中期滞港后，在塑胶厂做重体力的倒模工。她的丈夫在印尼苏门答腊做小生意，1959年左右音信断绝。后来，她通过同乡网络得知，丈夫已与一名当地女子同居，并生下孩子。
在传统侨乡，留守妇女往往只能忍气吞声，或者依赖宗族长辈去谴责、挽回丈夫。但阿香婆得知真相后，立刻给丈夫去信明确表示：你在那边成家，我管不到。但我在这边有手有脚，能养活自己和儿子，“从今往后，你不用再寄一文钱来，我也不会再叫你一声丈夫。”此后，她越发拼命，白天在工厂打工，晚上在木屋里糊纸盒，独自把儿子供到中学毕业，儿子后来进入政府机构工作。至死，她都没有再接受前夫的资助。
据香港中文大学对留港华侨妇女的个案调查和追踪，像阿香婆这样因为经济独立走向精神和人格独立的，在这一群体中非常有代表性。
在香港，来自晋江的杨阿嬷也经历了一次浴火重生——从一个富家少奶奶成长为一大家子的顶梁柱。她出身于富裕的米商家庭，16岁时嫁入一个在菲律宾做生意的华侨家庭，一直过着富足闲适的生活。
1950年代中期，她萌生了去香港的念头，但遭到远在菲律宾的公公、丈夫的反对。他们担心她脱离家人监护后可能会“不守妇道”。她自己设法成功申请到了出境许可。1960年，她坐了四天四夜的船来到香港。在结拜姐妹的帮助下，她租到一小张床位，日租1港元。当时，她在工厂的日薪是3.5港元。
不久，从南洋接连传来坏消息：先是她丈夫下落不明，后来她的公公也身患重病，无法再给老家寄侨汇。
杨阿嬷担心留守在故乡的婆婆一家，越发努力赚钱。她每天在工厂连续做工10个小时以上。如果没有夜班，她和工友下班后就去其他厂找夜班上。她时常感到困倦，但从不停下手中的工作。
在港四五年后，杨阿嬷到娘家外甥在香港开的丝绸店帮忙，处境开始改善，月薪增加到180港元。她还经营起家庭小作坊，带其他同乡女工串珠仔。她从大厂以批发价买下加工原料，零售给她们。为了尽可能省下钱，她很少回乡探亲。
此时，她已是整个大家庭最重要的支柱。除定期的侨汇，她支付旅费让患重病的公公从菲律宾取道香港回乡，在港期间又送他去看西医。公公从病危中好转后，回乡又活了10年。
她通过海外宗亲和同乡，终于在吕宋岛找到失联多年的丈夫——他境况很糟，曾与一当地女子同居、生下两个孩子又分手。她拿出打工多年积攒下的4000港元，找人帮他打点“天价”离境手续，又付旅费帮他来香港。
丈夫到港时，看上去黑瘦苍老。在她的照料下，他逐渐康复。夫妻俩在香港共同生活了20年，一起打工赚钱，把钱寄回老家供养公婆和子孙辈。1980年代，杨阿嬷的丈夫病重。她为他花了很多钱治病，但没能让他好转。去世前，丈夫对她表达了很深的感激，说如果不是她，他早就客死他乡了。他希望她从今以后为自己攒钱、为自己活。
晚年时，杨阿嬷完成了一个“过番”男子才有的成就——回乡起厝。尽管养子和儿媳染有恶习，不回报她的养育之恩，但她能靠过往的积蓄安度晚年。
经历了一生的动荡，杨阿嬷的许多观念悄然改变。面对沈惠芬，她自豪于为家庭的付出，一再强调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因为“如果自己都不努力，谁都指望不上”。她还认为女儿比儿子更好，因为女儿对父母更有孝心。“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泉州社会里，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1961年11月，香港，人们用扁担挑着行李，经过深圳罗湖口岸的铁路桥回乡探亲（视觉中国/图）
点燃沿海经济“奇迹”的无名氏
1978年后，中国内地逐步恢复了华侨和侨眷的合法权益。
美国华裔纪实摄影师刘博智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在深圳罗湖桥口岸和广州火车站多次捕捉到闽粤籍中老年女性回乡探亲的镜头。他用口述记录下他所见的“负重奇观”：“她们当时虽然大多五十多岁了，但体力惊人……手里拉着巨大的红蓝白塑胶编织袋，肩膀上还用扁担挑着两个沉甸甸的纸箱，里面装满了港币、折叠伞、尼龙袜、肥皂和西药。由于带的大件物品（如12寸黑白电视机、缝纫机头）要缴税，她们在罗湖桥排队时，会把好几件衣服同时穿在自己和孩子身上以规避关税。口岸烈日炎炎，她们热得满头大汗，但在迈过罗湖桥看到内地接应的亲人时，往往情绪失控，失声痛哭。”
番客婶们从香港带回粤东、闽南老家的物资，除了一部分送给老家的亲戚外，大部分流入了侨乡的地下自由市场。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时髦货，直接激活了当地死气沉沉的民间消费和商业交换。1979年起，石狮镇前村的群众自发在街头摆摊，形成了后来闻名全国的“石狮日用品市场”。
“小道两边密密麻麻都是摊位，人要使劲挤才能往前走。不时有人贴过来，神秘兮兮地问要不要水货。”我母亲回忆起1980年代中期在石狮服装批发市场看到的景象。当时，她与同事到泉州出差，顺道去已很出名的石狮小商品市场“开开眼界”。她带回来一块港产电子表，红蓝两色儿童滑雪衫。那件红色滑雪衫我从幼儿园一直穿到小学二年级。
1979年年底，当番客婶蔡第（化名）带着大包小包回石狮老家探亲时，她敏锐地嗅到了变化的气息——政府允许民间发展小手工业了。她在1950年代末赴港，此后20年间，一直在新蒲岗和北角的制衣厂踩衣车，从普通女工做到外包家庭作坊的小领班，积累了从服装版型设计、面料采购到港式工厂管理方面的经验。
蔡第迅速行动起来，用自己在香港打工积攒的两万多港币，从深水埗和长沙湾的旧货市场购买了10台淘汰的二手“胜家”牌电动缝纫机，以及大批香港当时流行的尼龙、的确良布料边角料，通过罗湖口岸和汽车货运，历经千辛万苦运回石狮老家。
在老家亲戚的宅基地上，蔡第办起了石狮最早的“三来一补”家庭服装作坊。她手把手地教会老家的十几个堂妹和侄女看香港的服装杂志打版、使用电动缝纫机、进行计件工资考核。她把香港当时最时髦的喇叭裤、蝙蝠衫款式引入内地，产品一出来就在石狮的自由市场被内地客商抢购一空。
蔡第的成功，引发了她所在的村庄效仿。在晋江、石狮，服装加工厂、制鞋作坊、雨伞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是“晋江鞋都”、“石狮服装城”的雏形。
1984至1986年间，社会学家费孝通频繁到访晋江地区，做有关沿海农村的田野调查。在走村串户中，他发现：当地每一家成功的家庭制衣厂或制鞋厂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在香港北角、新蒲岗或九龙打过工、当过车位女工或工头的番客婶及女性侨眷。她们把香港成衣业的技术经验、品控意识、计件考核，通过“母女、姐妹、姑嫂”带回闽南乡村。
在对晋江经济的研究中，与其他仅仅盯着资本、工厂的经济学者不同，费孝通因其人类学和社会学功底，成为发现番客婶与“晋江奇迹”内在关联的学界第一人。他认为，这批游走于闽港之间的女性，让晋江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越过了内地其他乡镇企业必经的“摸索期”，直接通过“血缘和宗亲网络”与高度国际化的香港和东南亚市场完成无缝对接。
随着晋江模式从“小作坊”向“大外资”升级，她们在跨国资本流动中的角色悄然改变。
施秀莲（化名）是晋江深沪人，1950年代中期迁居香港。她的丈夫在印尼雅加达经营雨伞和五金批发生意。1978年，她回乡探亲，发现家乡的政治气氛确实变了，地方政府对她很热情，希望她能引荐海外关系回乡办厂，并承诺给予税收减免和土地便利。
回港后，她开始频繁与在印尼的丈夫、叔伯通信、通电话。由于长期的冷战对峙，丈夫无法把在印尼积累的资本直接投向中国内地，同时对中国的政策走向怀有疑虑。她以“肉身和血缘信用”做担保，对丈夫说“政策真变了”，她在晋江看到了政府批文，市领导亲自保证财产安全。在施秀莲的反复劝说下，1981年，她的丈夫采取“曲线投资”策略：由印尼实际出资，以施秀莲的“港商”身份，在深沪镇投资创办了当地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雨伞加工厂。施秀莲担任工厂的香港联络人，负责从香港进口全自动伞骨、高级防水尼龙布，然后把内地生产的雨伞通过香港口岸外销到东南亚和欧洲。
这一项目的成功，打消了雅加达闽籍华侨商圈的顾虑。此后，大批印尼、菲华侨资金通过香港“中转”涌入晋江，成就了晋江后来名震世界的“中国伞都”。这促成了南洋华商大财团——如马来首富郭鹤年家族、印尼首富黄奕聪家族——在198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内地的大规模投资。
费孝通指出：番客婶在“两头”起到传递信息、监管资产、安抚亲属的作用，用她们的“肉身和人格”，为改革开放初期的跨国资本回流筑起了一条“最稳固的信用通道”。
1982年，广东蕉岭，海外华侨回乡探亲时带来一部傻瓜相机，村民开心地相互拍照（安哥/图）
尾声
2026年6月中旬的一个暴雨天，我独自到潮汕华侨博物馆参观。该馆设在汕头博物馆内，占据两层楼、四个展厅，用来展示潮汕地区从宋元以来的跨国移民奋斗辉煌史。
踏进其中一个展厅，迎面而来的是墙上几十幅巨大的肖像照——他们都是从潮汕地区走出来、为国为家乡作出重大贡献的富商巨贾，有被柔佛苏丹册封的“甲必丹”陈旭年、“暹罗米王”陈慈黉……从中，我认出一张最熟悉的脸——香港首富李嘉诚。
置身于清一色的男性巨照的包围中，令人有点恍惚。我忽然想起前一天在澄海东里镇陈家老宅的闲聊。在一处庭院的荷花池旁，陈椰透露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幕后故事。
影片中有一段谢南枝独自去看电影的情节。因为时长，原片在公映前被剪了一段镜头——她在影院里看的是潮剧电影《玉娇龙》。“原著是被李安改编成电影的武侠小说《卧虎藏龙》。1950年代，新加坡的电影人想把它拍成潮剧电影，但没实现。后来，马来亚潮州工会为庆祝成立两周年，就排了一个大型潮剧。”
“这是为了暗合她身上的侠女之气。”
（参考文献：沈惠芬China's Left-behind Wives，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郑一省《闽南侨乡的跨国网络与社会变迁》，费孝通《小城镇四记》，《民营经济的奇迹：晋江模式二十年历史档案与口述（上册）》，《闽南侨乡与海外华人互动史料汇编（1978-2000）》。文中林阿嬷、蔡阿嬷、杨阿嬷的案例来自沈惠芬教授的田野调查，特别感谢华南师范大学陈椰老师提供的诸多帮助。） | 
发表于 2026-8-19 05:1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