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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0月21日至23日访问土耳其，被媒体称作“多年来首次打破外交惯例”。双方正在推进自贸谈判，并准备拓展能源、矿业、防务和关键矿产合作。欧盟方面近日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并将欧加关系“提升到尽可能的高度”。印度总理莫迪也确定12月访加，印加将加快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在美加贸易谈判迟迟没有突破、卡尼表态“不着急谈判”的背景下，加拿大明显加快了“向外走”的步伐。
这一系列动作的驱动力显而易见。今年8月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 美国对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即实施等额反制。更关键的是，《美墨加协定》（USMCA）从稳定框架转入年度审查机制，北美贸易规则的可预期性大幅下降。加拿大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70%以上，这一不对称依赖在贸易战中被充分暴露，进而转向欧洲、亚太和新兴市场寻求替代性合作空间。
加拿大多元化布局正取得进展。从加拿大成为首个加入欧盟SAFE框架的非欧洲国家，到加欧数字贸易协定谈判今年3月启动、双方计划在10月宣布更广泛的伙伴关系框架，再到加拿大与印尼签署的贸易协定即将实施、与印度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加速推进，加拿大贸易多元化政策可谓成效初显。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部长西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去年加非美国市场贸易额增长了17%。
那么，“向外走”能否真正改变加拿大对美国的结构性依附？需从三个层面看。首先，贸易层面，多元化的边际进展是实在的，但替代效应可能有限。加拿大对美出口占比在2026年7月一度降至66%的低点，8月因抢跑出口短暂反弹至接近70%，全年平均预计在68%至72%之间，仍远高于欧盟所占的5%至8%。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勒姆曾坦率指出，如果美国长期维持高关税，“加拿大经济将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而货币政策无法解决供给侧的损失。加拿大同土耳其、印度等国的贸易体量与美国市场显然也不在同一量级，即便所有双边谈判都顺利落地，短期内也难以弥补对美出口的任何显著下降。
其次，能源层面，加拿大的处境更为复杂。跨山管道扩建工程完工后，加拿大石油首次获得了绕过美国直接进入亚洲市场的基础设施条件，中国已成为该管道原油的最大买家之一。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突破。但加拿大油砂产业仍然高度依赖美国炼油体系，新建管道面临环保审查、社区协商和省级政治博弈的多重障碍。能源出口方向的调整需要十年以上的基础设施投资周期，而非一两轮贸易谈判能够完成。
最后，安全层面，这是加拿大对美依附关系中最难松动的一环。加拿大与美国在北美防空司令部框架下的防务一体化程度极深，两国军事指挥体系高度融合。虽然加拿大拓展了与欧洲的防务合作，但无法改变北美大陆防空体系对美依赖的基本格局。卡尼政府将国防支出提升至GDP的2%，但军事能力的实质性提升需要长期投入，而加拿大在采购效率和战略规划方面的历史记录并不乐观。
加拿大“向外走”的意图和紧迫感是真实的，但能否逃脱美国“老虎钳”仍不能盲目乐观。美加关系的结构性裂痕已经形成，渥太华对单一市场依赖的风险认知发生了不可逆的上调。更准确地说，加拿大正在从“单一依附”转向“不对称多元依赖”。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或许仍将是加拿大最重要的经济和安全伙伴，但加拿大的战略空间不在于“摆脱美国”，而在于通过多元化降低单点脆弱性、增加谈判筹码、拓展政策回旋余地。卡尼的“中等强国”外交正是在这一逻辑下进行的务实调整。（作者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加拿大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申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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