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大学讲师，爱上了攀登

天啊名好难

何川在攀登川口塔峰。
■本报记者 孙滔
当同期留校的同学已经成为教授甚至做了校长，一个47岁的北京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北理工）讲师会是什么样子？
何川走过来的时候，步履是稳健的。他脸庞精瘦，谈吐稳重，完全没有学术阶梯攀爬中的焦虑。
跟大学老师形象不太吻合的是，他有一双关节粗大的手，手上布满摩擦留下的伤疤。那显然是伤病频发、反复叠加的结果；他的双臂毛细血管极密，那是长期耐力训练形成的生理特征。
何川的声名并不在光电仪器的学术圈，而是在攀登界。他是中国民间攀登运动的代表人物，独攀大岩壁的中国第一人。他曾历时8天8夜独攀华山，曾在7年间6次尝试后终于登顶布达拉峰，并于2023年登顶巴基斯坦北部海拔6241米的川口塔峰。
名校光学博士、顶尖攀登者，这两个迥异的身份是如何在一个人身上融合的呢？
北理工：被“随机分配”的做题家
来到北理工之前，何川是个小镇做题家，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叫重庆市合川县的地方。
当初填报大学专业志愿的时候，光电工程专业对他来说是特别抽象的词。那时候，在他眼里，所有专业都没有高低优劣或适合与否的区别，选专业基本靠随机分配。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专业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何川说：“某种程度上，这个专业和我的性格高度契合。”
后来的攀登和这套理工思维是高度契合的。因为攀登像一个个独立项目，本身带有很强的工程属性，需要逐个设定目标、逐个攻坚突破，适合一个人沉下心来啃难题。
2000年本科毕业，何川拿到了一家企业的录取通知书，本来入职手续已经办好，落户卡都拿到手了，有老师问他要不要考虑留校。这时候，他下意识觉得学校更好：熟悉的环境、熟悉的老师，生活安稳，校园本身就是一个配套齐全的大型社区，运动设施一应俱全。于是，他停办了企业那边所有入职手续，选择留在学校做助教。
工作两年后，他开始攻读在职博士学位。
早些年的何川基本不怎么和外界接触，日常来往只有同事、师兄弟。他对外面发生什么事完全不关心、不了解，每天泡在实验室埋头推进科研项目，由老师们对接好项目资源，“我们只负责落地执行”。
做讲师的岁月里，何川参与过编写教材，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过课，协助指导过硕士研究生，在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过论文，也获得过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主持和参与过科研项目。
要晋升，就要奔着项目、论文全力以赴。何川看到，如果沿着这条学术之路走下去，“我大概率走不远、走不顺，对科研产出没有毫无杂质的热爱，很难做到全身心投入”。
这时，何川接触到了攀登。
白河峡谷：走出同质化
何川是从室内攀岩开始的。
令很多人意外的是，他自认为在攀岩上没有身体天赋：无论是身高还是臂展都没有优势，甚至在入门阶段挫败感极强。不仅如此，由于是在20岁出头才入门，身体发育阶段没有接受过专项攀岩训练，他天然不适合竞技路线。何川说，手部条件对竞技攀岩有影响，但在高山攀登中，思维、判断才是核心，体能只是辅助。
2002年，他在北京密云的白河峡谷开始攀岩。2005年，他开始负责管理“白河攀岩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维护白河峡谷攀岩场地，如打挂片、安全维护、开辟新路线及环保耗材等。就在这个时期，他和朋友们在北京周边开发了大量攀岩路线。这些线路都是免费开放的。
一接触攀登，他就为之着迷了。为了攀登，他把家安在了白河边上，那是藏在山沟深处的一个院子。这个租住的院子不大，但有攀岩墙，有一排排的木桩。
攀岩10年后，2012年，他选择四川四姑娘山地区的婆缪峰作为高山攀登的起点。那里吃住条件艰苦，他第一次体验到了高海拔呼吸困难。在登顶之后，他的腿被砸伤，肿得像大大的面包。
高山才是归属，长线攀登方为挚爱。何川说：“攀登对所有人绝对公平，剥离所有社会附加标签，家境、外形、社交能力、财富、社会资源全部失效。在岩壁上，你只和山体、岩石对话。这是绝对公平的环境。”
这也是攀登界的圈层共性。追求个体内在成长、渴望看到自身真实进步的人，几乎都会被攀登吸引。
何川践行的是高山攀登中的阿式攀登理念（阿尔卑斯式）。在他看来，跟珠峰攀登（商业攀登）相比，阿式攀登需要大量动脑。阿式攀登充满未知与潜在风险，不只看身体，“最关键的是脑子”。
脑力运动，这是何川一直想要为高山攀登正名的，因为攀登中的每一步都需要决策。
他没有尝试极高海拔的攀登，因为那往往需要穿戴厚重装备，捂得特别严实，都看不清攀登者是谁。他更喜欢身体更自由的状态，甚至曾穿一双拖鞋站在了顶峰。
当走入深山后，何川就要作出取舍了。他开始把寒暑假时间投入攀登，而不是跟同事们一样在实验室里赶项目、写论文、带学生。只要穿戴上安全带、系好绳索准备攀爬，他就会发自内心地开心，甚至会忍不住笑出来。
幸好，在北理工，大家看到他坚持攀岩，久而久之也能理解、支持。
布达拉峰：生命的“熵减”
布达拉峰是何川人生中的重要一站，他的人生观在那里被重塑了。
2017年8月，他和队友第五次试图登顶布达拉峰。当通过了所有的难点、顶峰近在眼前的时候，岩石崩了，一个保护点的脱落让何川冲坠了5米。他掉在了一个平台上，左脚踝粉碎性骨折。
医生当时直接判定：不仅再也无法攀登，甚至会留下永久性行走障碍。
这是当头一棒。那时，他刚刚在高山攀登赛道上起步，而学术阶梯的攀登已经希望渺茫。如果腿脚跛了，他这两条发展路径就会同时夭折。
攀登者从不轻言放弃。当年在担架上被抬下山的时候，何川回头望了一眼布达拉峰，他知道自己还会回去。
之后的岁月里，何川辗转各类公立、私立康复机构，坚持了3年系统康复训练。前两年的重点是手术、康复治疗，后期逐步恢复基础体能训练，重返攀岩事业从零起步。在术后初期，他的左腿承重连1公斤都达不到，靠着一点点恢复力量、活动度，最终竟然突破了受伤前的身体水平。这堪称奇迹。
这件事也让何川彻底读懂了生命本身：医生、康复师的干预只是辅助，人体自身蕴藏的生命潜力远超所有人的预估。
2020年8月20日一大早，他和队友孙斌、Rocker（王振）再次来到四姑娘山区踏上冰川。经过4天攀登，途中遭遇冰雹袭击，水壶破损流失14升水，他们于24日站在了布达拉峰顶峰。整个过程中，何川全程领攀。
何川开始重新看待人生。在他看来，人生是熵减的过程，生命存在的本质就是主动对抗无序与耗散；持续的痛苦与挣扎，才能带来认知的颠覆和自我的蜕变。
2025年，何川在搜狐极限探索者大会上不无调侃地说：“如果说你离终极梦想还差什么？可能就差一次受伤。”他想表达的意思是，没有亲身经历毁灭性打击、依靠自身力量重建的过程，很难发自内心认同熵减的逻辑。
经历过多次受伤以及朋友意外离世后，很多过去让他烦心的事，再也无法给他带来心理压力。因为只要不危及生命，所有困难都算不上真正的难题。
他说：“我走出了一条完全自我定义、不被外界标签束缚的人生道路，这是攀登带给我最大的意义，远胜于所有攀登成绩。”
社更穿洞：不计成败
何川的人生重心大概分为3个阶段：早期跟当下城市岩馆爱好者相似，仅利用周末碎片时间攀爬；接触深山硬核攀登后，投入整个寒暑假时间，对攀登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2019年后户外行业爆发，有了长期发展空间，他开始重新估量自己的职业和事业的发展。
2020年，登顶布达拉峰的何川已经41岁，他面前是岔路口：一条路是主流社会中处于边缘的爱好，前路一片迷雾；另一条路是主流大道，需全力冲刺职称。这时候，同期留校的同学大多已经评上教授，甚至有的当上了大学校长。
登顶布达拉峰的何川也达到了攀登状态的巅峰。全球大量攀登者在50岁仍保持顶尖水平，因为阿式攀登本身更侧重于认知与决策，而非纯粹挑战身体极限，年龄带来的经验反而成为优势。
何川做出了选择。2023年，他开启长线海外攀登，登顶了川口塔峰。2024年，他完成阿尔卑斯六大北壁的攀登。
就在2024年，何川有了更大的动作，投入大量精力发起了一个世界级户外岩场项目——广西凤山的社更穿洞岩场。此前，中国一直缺乏世界顶级线路和岩场。
社更穿洞岩场位于乐业-凤山世界地质公园，从南宁向西北方向3小时车程可达。这座巨型穿山溶洞洞体全长239米，最宽处可达142米，垂直高度76米。岩壁倾角错落多变，斜壁纵横交错。
何川是在短视频平台发现社更穿洞的，其地貌给了他极大的视觉冲击，当即判断该地具备打造顶级岩场的潜力。2024年元旦当天，他自驾5小时抵达场地，实地观感远比视频中的场景更加震撼。那里的场地独特性和岩壁质量甚至优于一些欧洲顶级岩场，岩壁岩性完美适配攀岩。
怎么开始呢？一个不擅长社交的典型理工男，为了纯粹的户外理想，要去和现实世界硬碰硬。这位大学老师先用了最直接的方式。他去找当地相关部门，谁也不认识他，结果显而易见——他吃了闭门羹。
挡在面前的“铜墙铁壁”，反而激发了何川打破内心局限的能力。他通过朋友联系到了一位当地的摄影师，后者引荐了当地的一位核心负责人。为了说服这位负责人，何川灵光一现，把会面地点选在了他一直合作的品牌旗舰店——后者具有行业影响力，显然更有说服力。
如今，社更穿洞已经成为中国首个世界级岩场，拥有了国内首条世界公认5.15b难度线路。
无论攀登还是发起社更穿洞项目，何川从来没有担心过失败。他说：“每一次失败，都代表我抵达了比上次更高的位置，距离目标更近一步。就像队友孙斌说的那样，只要你愿意重返线路，就不算失败；只有彻底放弃，才算真正失败。”
这跟科研的攀登何其相似。他安于在学校当一个普通讲师，“因为我没有全力以赴，评不上教授是天经地义的，这才是公平”。如今，何川的微信头像是川口塔峰——蔚蓝的背景下，顶峰有皑皑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