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热衷制定法规，但法规本身不能创造繁荣”

滕州卫生

今夏以来，中欧经贸领域波诡云谲。欧盟以所谓贸易不平衡、产能过剩和补贴以及“去风险”之名，对中方发难，频频祭出单边主义工具。中国果断出台多项反制措施，以此回应欧洲的无端打压。
另一边，中国与瑞士于8月20日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中方将对99.8%的瑞士输华商品实行零关税，以实质性开放展示合作诚意。这“一冷一热”之间，折射出当前中欧经贸关系的复杂性与深层张力。
欧盟口中高喊的“战略自主”，为何在实践中却屡屡表现为对单边工具的迷信与依赖？中欧之间的经贸争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源于真实的经济关切，又在多大程度上被政治叙事所绑架？当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时，限制性措施真能带来平衡，还是只会制造双输？
近期，欧洲议会捷克籍议员翁德热伊·多斯塔尔访问上海，期间与观察者网进行对话，对中欧经贸领域当前的摩擦与挑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观察者网：多斯塔尔先生，欢迎您再次来到上海。今年7月，捷克众议院议长冈村富夫率团访华，这也是七年来捷克首次高层级访问中国。 一直以来，捷克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存在明显分歧。作为来自捷克的欧洲议会议员，您如何评价这次访问？以及您如何看待捷克内部的对华分歧？
翁德热伊·多斯塔尔：谢谢！首先，我认为捷克众议院议长冈田富夫先生此次访华，是迈出的非常积极一步。根据捷克宪法，众议院远比参议院重要。总统的角色更多是礼仪性的，虽有一定权力，但实际影响力有限。参议院的权力则小得多，无权影响政府组成，仅能否决部分法律，大致如此。因此，众议院议长来访，意味着议会多数派真正代表了当前的政治现实。作为一个议会制民主国家，政府也必须回应并遵循众议院的意见。
请原谅我在这里补充宪法背景，但理解这一点很有必要：众议院议长访华，远比参议院议长出访他处更具分量。
值得一提的是，冈村富夫先生有一半日本血统，在国际事务上经验丰富。他也是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党主席，而非由某个寡头集团所扶植。他饱受批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既不受寡头集团待见，也不受外国势力欢迎，但他此次访华展现出了勇气。
所以，他的这次访华是一件好事，也是中捷友好关系的新开端。过去中国和捷克保持了相当不错的友好关系，例如十年前的米洛什·泽曼总统任内。但由于上届捷克政府，这种友好关系被损害了。


捷克众议院议长冈村富夫法新社
观察者网：您曾表示捷克民众缺乏对真实中国的系统性了解，也提出“中欧之间不存在天然冲突”。在您看来，当前捷克和欧洲对中国的误解主要源自哪里？
翁德热伊·多斯塔尔： 首先，我深爱我的祖国捷克共和国。我认为它应当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屈从于任何外部势力。
但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全方位外交”——这正是我们的前总统米洛什·泽曼所倡导的理念。因此，我很高兴看到捷克政府中其他人士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也有许多同事与印度等国家积极往来。而我作为欧洲议会相关代表团的成员，能在我所负责的地区（包括阿拉伯国家、东盟、中国和俄罗斯）发挥补充作用，这是非常有益的。
回顾历史，捷克斯洛伐克——我们现今国家的前身——曾是一个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望的国家，尤其在教育和帮助发展中国家方面扮演过重要角色，其影响力远超其本身的体量。我非常希望能帮助捷克重获那样的地位。
为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克服与中国的沟通障碍。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障碍并非源于捷克人民内心，因为捷克与中国之间不存在任何客观冲突，也完全想不出任何可能的安全问题。
首先，中国和欧洲相隔甚远；其次，两国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过去50年从未主动发动过任何战争，捷克斯洛伐克及其后继的捷克共和国在历史上也未曾主动挑起战事。这与某些超级大国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虽然强大，却从未将军事力量用于侵略他国。这正是我们应当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
此外，中国正在快速崛起，不仅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和最大生产国，专利数量也已超越欧盟和美国，表明它已从“制造大国”转变为“科技大国”，而且这一趋势还将持续。
因此，对我们而言，思考如何从中国引进优质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如何向中国出口以平衡贸易，以及如何在彼此国家或第三国开展投资合作，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方向。中国拥有巨大的投资潜力，与中国这样拥有强大投资能力的国家合作，完全可以创造许多协同效应。
正因如此，我认为有必要常去中国。但要真正了解中国，不能只去北京或上海，就像去欧洲不能只去布鲁塞尔一样——布鲁塞尔不能代表挪威、意大利或捷克。中国幅员辽阔，有些省份比欧洲国家还要大得多，只去几个大城市而忽略广大内陆地区，将是一个巨大的失误。所以我多次访华，每次都去不同的地方，力求更全面地认识这个国家。
前不久，我去了长沙，并在8月15日那天参观了毛泽东同志的故乡。这一天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它是事实上的日本投降日，今年正好是81周年纪念。
此外，湖南省的面积几乎与法国相当，人口约6500万。因此，如果错过湖南，就如同去欧洲却错过了法国。许多欧洲人和捷克人难以理解这一点：他们当然知道中国有14亿人口，但却无法想象，一个省份在工业和技术方面竟然能达到一个中等欧洲国家的重要程度。正因如此，我也在努力为我的同胞们展示中国的真实面貌，让他们看到这个国家的多样性与分量。
观察者网：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3598亿欧元，但欧方将这种逆差归咎于中国的“产能过剩”和“市场扭曲”。中方认为，问题根源在于欧洲自身产业竞争力下降和创新不足。您如何看待这场关于“贸易逆差根源”的争论？欧洲是否在把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外部化？
翁德热伊·多斯塔尔：说实话，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那些信奉市场经济的资本家和鼓吹者，如今却在抱怨别人因为产品更好、生产管理更优而打败了我们——但这恰恰就是市场竞争的本质。
要知道，中国和欧盟都有补贴行为。欧盟补贴农业，而中国呢？中国的做法更值得关注：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高铁网络四通八达，各类发电厂，无论是煤电还是可再生能源都规划得当，电价因此保持低廉。当霍尔木兹海峡和俄罗斯方向的能源危机爆发时，欧洲受到的冲击远比中国严重，因为中国在能源规划上做得非常专业，连石油储备都经过了周密安排。
与此同时，中国在教育领域也投入巨大。我参观过一些中国顶尖大学，它们得到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在此基础上，各行业内部竞争异常激烈，例如汽车品牌在价格、质量和创新上不断角力。欧洲车型的换代周期通常是五到六年，而在中国，去年还属先进的车型，今年几乎就已落后。有些品牌之所以被淘汰，正是因为别人提供了更好的产品——这才是真正的竞争。
欧洲必须反思和改变自己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像中国那样系统性地支持基础设施，并让工厂在此基础上充分竞争，我们本可以与中国同行一较高下，但现实是我们做不到。


今年5月末，翁德热伊·多斯塔尔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图片来源：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
以可再生能源领域为例，我们向电池企业Northvolt投入了数十亿欧元的公共资金，结果它却破产了——归根结底是规划不善。我们甚至没有类似“五年计划”这样的中长期战略框架，绿色转型也是如此。我们制定规则、投入资金，然后指望市场自己解决问题，但结果并不如愿。欧洲转型失败，正是我们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更糟糕的是，我们不是超级大国，却总摆出超级大国的姿态。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卡娅·卡拉斯让欧洲同时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三个最重要的超级大国对立，这种结果我们根本承受不起。其后果是：我们失去了俄罗斯的油气供应，也失去了中东的能源来源，又无法推动美国结束冲突、恢复供应，只能完全依赖美国。所有这些都直接削弱了我们的工业竞争力，我们很难在这样的格局中取胜。
再看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成功离不开充足的能源供给和优质的教育体系。在欧洲发展AI面临诸多掣肘，相关IT核心技术要么掌握在美国手中，要么归中国所有。这同样是规划不足的体现。
我们热衷于制定法规，但法规本身并不能创造繁荣。与其抱怨，不如务实行动——提升自身实力，或许逆差自然就会缩小。正因如此，我很高兴看到捷克同事访华，因为捷克并非毫无希望。
捷克斯洛伐克从社会主义时期继承了一套规划良好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燃煤电厂和两座核电站。按原计划，我们现在本应有八座核电站，但遗憾的是，体制变革后核电建设基本停滞，只扩建了少数机组。即便如此，我们的能源基础仍然比许多欧洲国家要好。我们的教育体系扎实，工人素质高，大学也在不断创造新技术。只要有更大的市场来放大这些优势，捷克完全可以从中获益。所以，我并不担心捷克对中国的逆差会永远持续下去，我相信我们很快能找到适合出口到中国或其他市场的产品，实现贸易平衡。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欧洲“热衷于制定法规”，相信了解欧洲市场的人都会有这个感受。不过我也听到对于欧洲市场的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欧洲虽然监管严密，但仍然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另一种声音认为，欧洲现在出台的许多政策具有明显的针对性，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翁德热伊·多斯塔尔：这里涉及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市场投资和贸易领域的合作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稳定性。规则可以更复杂，也可以更简单，但它们必须稳定。这样每个进入市场的人都知道这些规则会对他的投资产生什么影响。
而我们一直在改变规则。每次斯特拉斯堡全体会议上，我们都要对成百上千项修正案举手赞成或反对，我甚至担心很少有人真正读过这些修正案。但当你作为商人来做生意时，你需要了解它们，因为你要遵守这些法律。
而这仅仅是欧洲层面的法律，我们还有27个成员国各自的民法、商法。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可以抱怨，但我们也可以在欧洲议会尝试简化法规，我们也正在这样做。此外，我们还需要建立大学合作，让欧洲大学、中国大学、巴基斯坦、蒙古和中亚的大学相互合作，比较各自管辖区的法规与欧盟27个成员国及欧盟自身的法规，帮助引导我们和你们的企业家，让他们看到哪里有机会，哪里风险太大、不划算。这就是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的事，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在世界各地到处跑，寻找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大学。
同时，我也试图与各国议员们交谈。我理解其中一些国家是君主制，有国王；有些甚至是神权国家，或者是共产主义国家，这是他们国家自己的事，联合国规则要求尊重和不干涉别国内政。但我想要他们做的，是告诉我们“你们的规则是什么”，我们会告诉你们“我们的规则是什么”，然后看看我们能否很好地合作。这就是我们努力在做的事。
另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是，欧洲仍然屈从于西方经济霸权的叙事。通过的许多法规试图将世界其他国家排除在游戏之外，并把我们的观点和优势强加给他们。这种想法的本质是：希望西方以外的几十亿人都会为我们工作、为我们服务，我们为他们制定规则，如果有人行为不端，我们就制裁他们、摧毁他们，甚至像美国人那样动用军队。
但问题是，传统的西方霸权叙事正在瓦解，已经行不通了。我们不能指望我们一直拿利润，而别人为我们干活，游戏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欧洲需要重塑自己。欧洲不是没有希望，欧洲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区域。我不是经济学家，但必须说，GDP和生产力不是一回事。许多国家拥有生产力，数据上它们的GDP比我们低，但在现实中，它们生产高质量产品和赢得竞争的实际能力更强。
观察者网：欧盟全面推进对华“去风险”已有数年，但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这种“政策层面喊‘去风险’、企业层面用脚投票”的悖论说明了什么？欧盟的“去风险”叙事是否正在脱离经济现实？
翁德热伊·多斯塔尔：如果中国真的为我们“去风险”，比如中国告诉我们“6个月不跟欧洲做贸易了”，我想中国应该能扛过去，但欧洲能扛过去吗？
实际上类似的事情是发生过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合作，对抗不是出路。欧洲公司去中国也是合乎逻辑的，我们欢迎他们去中国开展业务，因为这有助于平衡我们的逆差。我们需要我们的投资者在这里成功。
为此，我们需要少谈“去风险”，多谈稳定性、制度的可靠性、法律规则的可靠性，否则贸易就无法进行，这对双方都不利。


2026年6月2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中国商务部
观察者网：有观点认为，欧盟近期对华经贸政策的强硬转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战略视角的影响。在当前美欧贸易摩擦也在加剧的背景下，欧盟的对华经贸政策究竟是在追求真正的“战略自主”，还是在被动地被裹挟进中美博弈的漩涡之中？
翁德热伊·多斯塔尔：是的，确实如此，美国人很聪明。他们一方面声称自己在和中国打贸易战，一方面利用欧洲作为他们对华经济战中的代理人，而我们愚蠢到真的替他们这么干。
从个人层面来说，我并不反感美国，我们的一些政客与特朗普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我认为这很重要。但我们需要维护欧洲自己的利益，而这可能与美国所追求的利益是不同的。
我要非常坦率地说，他们（美国）挑起了俄乌战争。当然，侵略战争是错误的，但你不能把错误全部推给俄罗斯，你不能对2014年乃至过去以来施加给俄罗斯的压力视而不见。
事实上，米尔斯海默也说过，这基本上是一场代理人战争。他们（美国）破坏了德国、中欧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板块——这个板块本可以比美国强大得多。但因为美国破坏了它，而我们没有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了，我们经济下滑了，而美国赚了。事情就是这样，而我们愚蠢到不敢公开把事实说出来。
美国不仅正在失去他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而且还变得债务累累。对于美国来说，后者已经成为一场无声的游戏。比如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美国人正试图说服他们不要抛售，因为那会摧毁美国的信誉。
尽管如此，许多国家仍然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甚至不惜损害自身利益，当前的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洲呢？我们究竟在为谁的利益与中国进行不必要的对抗？为了美国人的利益、
这是因为我们的领导人仍然被美国巨大的软实力所左右——这种软实力是美国在他们还真正具有生产力、真正能给欧洲国家带来繁荣的时代积累下来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他们仍然拥有这种软实力，只是它也正在迅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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