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itico | 特朗普对媒体开战的深层根源

松本由迪亚

问AI · MRC数十载努力如何塑造特朗普崛起？



早在“假新闻”的指责出现之前，布伦特·博泽尔和他的“媒体研究中心”就已经存在了。

这景象令人无法忽视。当人们抵达克利夫兰参加201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的白色广告牌，它横亘在市中心繁华地带一栋高耸混凝土建筑的顶部，上面赫然写着一条简短的指令：“别相信自由派媒体！”
在唐纳德·特朗普于克利夫兰“加冕”的那一周，这种广告牌——白底黑字，唯独“自由派媒体”几个字是鲜红的——在城里随处可见。它们被竖在出租车顶上；用灯光投射在沉寂的城市建筑上；整个星期，有线新闻直播背景中的海报上也印着这些字样。这一信息与特朗普接受共和党提名时的讲话相得益彰。“记住，那些告诉你们无法拥有理想国家的人，正是那些曾断言我今晚不可能站在这里的人，”他说，“我们再也不能依赖那些媒体和政界精英了，他们为了维持这个被操纵的体系，什么话都敢说。”
但克利夫兰市中心的这些广告牌并非由特朗普竞选团队、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或其附属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出资制作。它们某种程度上是保守派活动家布伦特·博泽尔及其倡导组织“媒体研究中心”的胜利庆典——该中心是现代保守主义运动中最活跃、资金最充裕，却也最不为人知的分支之一。这幅广告牌仿佛在宣告：右翼针对主流媒体长达数十年的“圣战”已随着特朗普的崛起达到顶峰。这位候选人将对记者的恶毒言辞攻击作为其喧闹竞选活动的固定环节，几乎在每场辩论中都痛斥“腐败”和“撒谎的媒体”，甚至点名抨击个别记者。
认为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摧毁了美国人的天真，并开启了一个对制度普遍不信任的时代，这种说法至今仍带有某种神话色彩。截至1986年，盖洛普调查显示，65%的美国人仍对媒体抱有“极大”或“相当”程度的信任。次年，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一栋破旧的联排别墅内，媒体研究中心（简称MRC）应运而生。其使命很简单：揭露美国主要新闻机构的所谓偏见案例，并追究其责任。博泽尔出身于右翼名门——他是《国家评论》创始人威廉·F·巴克利的侄子，也是小布伦特·博泽尔的儿子，后者曾担任巴里·戈德华特的演讲撰稿人，并为其著作《保守派的良知》担任代笔——当时他在保守主义运动中尚未崭露头角。但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凭借共和党知名捐助者提供的数千万美元资金，MRC挺进到了美国文化战争的前线，不遗余力地抨击其眼中那个无神论、居高临下且脱离现实的全国性媒体，并系统性地在选民心中侵蚀其公信力。结果显而易见：在1986年那次调查30年后，当特朗普势如破竹地入主白宫时，盖洛普发布的新数据显示，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最低点——32%。而在共和党人中，这一数字仅为14%。
博泽尔及其组织能居功的程度终究有限。美国新闻业自身也自食其果，伤痕累累。更广泛而言，民调显示，近几十年来选民对几乎所有机构都失去了信心，从公立教育到有组织的宗教；这一点绝非虚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MRC及其盟友有针对性且资金雄厚的努力，成功地在右翼群体中播下了对媒体的深刻不信任，并创造了特朗普利用以赢得总统宝座的条件。如果说理查德·尼克松及其政府开创了将媒体描绘成“自由派恶魔”的先河，那么MRC则将其升华为一门“科学”——他们精心记录每一处被认为存在偏见的案例，并将这些内容大肆传播给日益壮大的受委屈的保守派群体。与此同时，博泽尔从彬彬有礼的媒体批评者转变为“一切烧光”的革命者，这恰恰映射了共和党选民和党内领导层的基本演变：从怀疑媒体，到批评媒体，再到反对媒体，最终对媒体发动无休止的战争。
去年秋天，当博泽尔正筹备庆祝MRC成立30周年之际——那是一场盛大的晚礼服晚宴，主桌特邀嘉宾包括脱口秀电台传奇人物拉什·林博和共和党大金主罗伯特·默瑟——我与他探讨了这一转变。当我造访该组织位于弗吉尼亚州郊区的总部时，博泽尔——一位62岁、满脸锈色胡须、常发出咯咯大笑的激动之人——回忆起很久以前，他曾告诉林博，自己的目标是“取得成功，关闭这个组织，然后找份正经工作”。他解释说，所谓成功，就是看到媒体自我纠正并根除其固有的偏见。“只有新闻媒体正确履行职责，民主才能正常运转，”博泽尔对我说，“保守派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让他们正确履行职责，要么将他们置于无害地位。”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在一个对媒体的敌意渗透到我们政治各个角落、美国总统将记者称为“美国人民的敌人”的时代——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于是我问他：你的目标是改善媒体，还是摧毁它？
博泽尔沉默了许久。“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帮助。我觉得我们可以与记者们合作，”他终于回答道。“但我认为，如今的媒体已经变得如此好战、如此激进，以至于自认为肩负着某种使命。而且，它对保守派除了轻蔑之外别无他物。”
“我认为，”他补充道，“眼下这根本是徒劳无功的。”

对于美国政治右派而言，对媒体的敌意绝非新鲜事。20世纪50年代，保守派因觉得自己在各大新闻编辑部中代表性不足，便创办了《国家评论》和《人类事件》等刊物，以期在新闻界实现平衡。但这几乎未能改变共和党人对主流新闻机构存在固有且日益无耻的偏见这一看法。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离开白宫后，曾在1964年戈德华特的大会上痛斥那些“追求耸人听闻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员”，称他们“对我们党的利益漠不关心”。几年后，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代表尼克松进一步升级了言辞，他在1969年于得梅因发表的著名演讲中，痛斥那些“未经选举产生的少数精英”，指责他们对“公共舆论拥有深远影响”，却对其“巨大权力”毫无制约。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表示：“尽管有历史修正主义的说法，但事实是，罗纳德·里根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媒体斗争。”他补充道：“多年前，里根的一位竞选顾问曾告诉我：‘别忘了，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你的朋友。他们鄙视你的价值观，鄙视你的政党。’”
随着里根时代的落幕，保守派仍缺乏有效机制来挑战媒体。1987年，媒体研究中心应运而生。这个机构仅配备七部电话、两张办公桌和一台黑白电视机，其小规模团队得以运转，全赖一位大额捐赠者——此人虽已离世，但博泽尔保证了其永久的匿名性。团队日以继夜地工作，开始对各大平面媒体和晚间新闻中所有被认为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报道进行归档。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论据。保守派认为媒体存在偏见，但此前从未有人证明过这一点，”博泽尔回忆道，“你最多只能说，‘昨晚丹·拉瑟在谈论越南战争时说了‘X’。’ 但你不知道他前一晚或后一晚说了什么。所以无法证明存在偏见模式。”
博泽尔的团队将所有内容——最偏颇的报道、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断言、最离谱的更正——汇编起来，并出版了一份名为《媒体观察》（MediaWatch）的月刊，该刊物很快在华盛顿大受欢迎。其中设有“光明面”专栏，向优秀的新闻报道致敬；还设立了带有戏谑意味的“珍妮特·库克奖”，以《华盛顿邮报》记者珍妮特·库克命名——她那篇关于海洛因成瘾儿童的虚构报道曾于1981年获得普利策奖。博泽尔的组织成功确立了作为右翼有效监督者的地位，迅速在华盛顿特区媒体圈积累了影响力。随着这份被首都各地共和党官员和活动家争相阅读的刊物将记者和编辑置于显微镜下，媒体从业者们突然间成了众矢之的。
随后的几十年里，情况几乎没有改变——媒体继续激怒右翼，而共和党人则利用这种“被围攻”的心态来动员保守派基础。乔治·H·W·布什在一次总统辩论中提到一句流行的车贴标语：“惹恼媒体，连任布什总统”，因此赢得了阵阵喝彩。保守派将CNN称为“克林顿新闻网”，指责其对第42任总统过于宽容。小布什的白宫团队对媒体将他描绘成一个任人唯亲的蠢货感到愤愤不平，并将拉瑟那篇被撤回的《60分钟》报道视为媒体意图扳倒他的证据。最后，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共和党人指责媒体信奉巴拉克·奥巴马的救世主式言论，并对其从班加西惨案、国税局针对性调查丑闻到“如果你喜欢你的医生，你就可以保留你的医生”等所有问题都网开一面。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保守派与媒体之间斗争的核心策略——这也使得今天的MRC（媒体研究协会）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该组织的盟友——包括博泽尔的几位朋友和众多前雇员——描述了一个运作方式过时、且将重心错误地放在受众日益萎缩的传统新闻媒介上的机构。与此同时，众多党派利益集团正以更灵活现代的方式，将公众注意力引向对媒体偏见的指控，从而助长了一股持续且不对称的媒体憎恶浪潮，而这一浪潮可追溯至博泽尔。左派阵营中最响亮的声音“媒体事务”（Media Matters）效仿MRC建立，这绝非巧合——该组织不仅沿用了博泽尔的策略，更通过社交媒体及其超高速传播的文字记录、背景资料和旨在令右翼难堪的反对派研究，将这一模式推向了极致。
“主流新闻界开始极尽全力迎合围绕媒体偏见展开的保守派活动——而这样做，我认为实际上将报道的平衡点推向了一个向保守派倾斜的局面，”大卫·布罗克说道。他曾自称是“右翼杀手”，后来成为民主党高层幕僚，并于2004年创立了“媒体事务”组织。在筹备成立该组织时，他曾询问华盛顿地区的记者，博泽尔的批评是否成功地影响了他们的报道。“在那些新闻编辑部内部，这必然会产生影响，”布罗克回忆起他们当时的说法，并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为例，称这是记者们因害怕被忠于小布什政府的保守派指责，而抑制其犀利报道本能的最明显例证。
然而，彼时媒体格局已发生剧变。MRC成立不久后，林博便横空出世——由此开启了保守派脱口秀广播主导的时代——而1996年，鲁珀特·默多克和罗杰·艾尔斯创办了福克斯新闻频道，作为对CNN及倾向自由派的电视网的右翼制衡力量。现实已然不同。像博泽尔这样的共和党人对主流媒体的攻击，其影响已不再能通过报道内容的改变来衡量；而是体现在有多少保守派彻底不再关注这些媒体，转而从信誉和可靠性较低的来源获取信息。
数十年后，正是这种动态驱使保守派投向肖恩·汉尼蒂、BrEItbart.com和亚历克斯·琼斯的怀抱——并最终涌入唐纳德·J·特朗普的推特动态。
众所周知，在各大全国性新闻机构工作的记者中，绝大多数在文化立场上都偏左。例如，他们中很少有人拥有枪支，也很少有人每周日去教堂。但主流主流媒体中大多数记者在报道新闻时，都会将个人世界观搁置一旁，力求保持公正。正如布罗克所暗示的那样，讽刺之处在于，许多自由派人士认为这种追求平衡的做法反而让共和党人受益——在气候变化或枪支管制等议题上，尽管科学共识或公众舆论完全一边倒，媒体却仍给予双方平等的报道时间。事实上，只要问问伯尼·桑德斯的选民对那些亲企业的新闻网络有何看法，或者问问希拉里·克林顿的助手对《纽约时报》作何感想，你肯定会听到一通抱怨，说共和党人“操纵裁判”如此有效，以至于所谓的偏见反而转向了另一边。“如果你对媒体施加足够的压力，他们就会给你一些新闻。这种做法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持续，且成效显著，”自由派记者、纽约市立大学新闻学教授埃里克·阿尔特曼表示。“保守派凭借强大的引力将主流媒体向右拉，因为共和党在诸多议题上已向右偏移得太远。”
博泽尔及其盟友一致认为，媒体确实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自由派，而非相反。他指出，虽然媒体研究委员会（MRC）过去主要关注知名主播和专栏作家主观性的言论，但近年来，左翼党派立场已渗透到新闻业的各个层面，从高层管理人员和编辑，到普通制片人和专职记者。博泽尔认为，这种转变体现在媒体对特朗普的“憎恨”上，这种情绪影响了媒体对从他的心理健康到他对种族关系态度的所有报道。
讽刺的是，博泽尔曾比任何记者都更敌视这位总统。作为泰德·克鲁兹总统竞选活动的早期支持者，博泽尔在整个共和党初选期间都是特朗普的直言不讳的对手，他公开和私下都警告盟友，这位曼哈顿亿万富翁前后不一、不可信且不道德。当《国家评论》于2016年2月推出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16/02/15/conservatives-against-trump/ ，刊载了约二十余篇反对其参选的保守派文章时，博泽尔的言辞最为激烈，他将特朗普比作欺诈政客，称其为“所有骗子中最猖獗的一个”。博泽尔还在福克斯新闻的节目中称特朗普为“江湖骗子”和“厚颜无耻的自我吹嘘者”，并总结道： “如果此人当选总统，但愿上帝保佑这个国家。”这让他付出了代价：多位知情人士向我透露，MRC的筹款工作因此遭受重创。几个月后，当特朗普即将成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已成定局时，博泽尔放弃了他的“圣战”，转而将矛头指向媒体——理由竟是媒体“对特朗普发起了圣战”。
如今，博泽尔表示，他对总统的政策成就——从放松监管到司法提名再到税制改革——感到相当欣喜，以至于他可以欣然承认自己错了。但他足够聪明，虽然不愿承认，却明白媒体之所以对特朗普态度强硬，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他自己曾经批评过的原因。（博泽尔也足够自知之明，在连续八年指责奥巴马让美国破产之后，他还能开玩笑地讽刺今年早些时候由共和党全面执政的政府将开支增加了3000多亿美元，这其中不乏虚伪。）
博泽尔无疑是一位虔诚的信徒，他乐在其中，在舆论战场上奋力抗争，从流行文化中的世俗主义到有线电视上的成人内容，无所不战。例如，当《观点》节目联合主持人乔伊·贝哈尔开玩笑说，副总统迈克·彭斯因相信耶稣与他对话而患有“精神疾病”时，正是博泽尔在煽动公众的愤怒情绪。在3月与特朗普共同出席的一场关于电子游戏暴力的活动中，博泽尔向多名白宫工作人员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联合保守派运动中的盟友对美国广播公司（ABC）施加压力。最终，贝哈尔致电彭斯致歉，并在节目中再次公开道歉。
与此同时，博泽尔通过将大大小小的斗争变现，这种做法令人质疑媒体责任中心（MRC）“监督媒体”这一使命的真诚度。“我当初投身其中，是希望媒体能更加公正、政治立场更加多元，但后来我意识到，他们根本无意让新闻界保持中立，”在MRC工作了九年的马修·谢菲尔德表示。他曾共同创办了该机构广受欢迎的“NewsBusters”博客，后于2014年离职。“他们真正想做的，是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并赚取巨额利润。”
根据税务申报文件显示，MRC在2016年的收入超过1500万美元，而博泽尔的总薪酬超过49万美元。该组织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富裕的雷斯顿市，占据了一座光洁如新的办公园区大楼的整个六层，拥有65名全职员工，这还不包括每年遍布全国各地的大批季节性实习生和博主。博泽尔告诉我，谢菲尔德（现为《Salon》撰稿人，自诩为独立人士）曾被MRC解雇，并且是个“令人厌恶的人”。但持批评态度的并非只有谢菲尔德一人。几位曾与MRC频繁接触的知名记者告诉我，他们不再与该组织打交道，因为该组织行事缺乏诚意——宁愿利用偏见指控，也不愿坦诚讨论。不仅新闻界人士有此感受：许多保守派人士向我表达了担忧，认为共和党人已将抨击媒体变成了筹款的利基市场，这对民主进程有着深刻且令人不安的隐忧。
“整个‘憎恨媒体’的产业对其中一些人来说非常有利可图，而煽动右翼的这种偏执狂已成了一门生意，”资深保守派评论员莫娜·查伦说道，她也在《国家评论》杂志的反特朗普特刊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我曾多年批评媒体，指出其偏见。但正如保守派世界中的许多事情一样，形势发生了变化，突然间有人开始猛烈抨击，声称媒体不仅存在需要反驳的偏见，而且还在主动撒谎，是敌人。他们将媒体偏见这一议题武器化，使其成为右翼批判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们会将2016年铭记为“憎恶媒体”从政治异常现象转变为常态的一年。实际上，特朗普利用了保守派与媒体之间持续恶化数十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2012年可能已跌至谷底。
首先，就拿对米特·罗姆尼本人的报道来说。对其商业履历的审视显然是正当的。但媒体对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怪癖的过度关注——比如家车顶上装狗笼、“一沓关于女性的文件夹”、假装女服务员捏了他的屁股——激怒了许多右翼人士，以至于四年后，当媒体报道下一位共和党候选人的品行确实存在问题时，他们却故意视而不见。CNN的杰克·塔珀经常与来自左右两派的批评者展开辩论——且被广泛视为华盛顿最公正的记者之一——在一次关于媒体偏见的谈话中，他主动提到了这一点。
“我认为保守派不信任媒体是有正当理由的，”他告诉我，“看看媒体当年对米特·罗姆尼的报道，再对比如今对他的报道，很难相信媒体写的是同一个人。那时他被描绘成一个虐待狗的强盗大亨。而现在，你知道的，他却成了共和党的白马王子。” （耐人寻味的是，博泽尔将塔珀描述为主流媒体中针对特朗普报道的“最恶劣的罪魁祸首之一”；与此同时，几位媒体研究委员会的高级员工却公开向我表示，塔珀在报道风格上堪称公正与机会均等的典范。）
2012年还发生了一件更根本性的事情——人们发现，对于某些候选人而言，与媒体对抗比与政治对手对抗更有效。
2012年1月，金里奇的竞选活动已岌岌可危，此前他在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均表现乏力。他的竞选团队资金匮乏、组织能力薄弱，且缺乏基层支持者的热情。南卡罗来纳州成了他的最后决战。金里奇采取了一项新颖的策略：对媒体发起全面攻势。在南卡罗来纳州接连举行的两场辩论中，他嘲讽了福克斯新闻和CNN的主持人，并在后一场辩论中发表了一段愤慨的抨击，这段视频迅速在网上疯传，他最后总结道：“我受够了精英媒体通过攻击共和党人来保护巴拉克·奥巴马！”
罗姆尼的长期宣传顾问凯文·马登称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也是这场旷日持久初选竞选中的转折点。“我们参加那场辩论时，支持率正呈上升趋势，”他说，“但几乎在一夜之间，纽特在我们追踪调查中的好感度和反感度就发生了逆转。” 金里奇以两位数的优势赢得了南卡罗来纳州初选——这是在初选前一周还难以想象的结果——这验证了他对媒体的猛烈抨击是正确的，并建立了一个模式，四年后特朗普对此进行了扩展。“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金里奇回忆道，“保守派观众的反应，甚至比针对奥巴马的攻击更强烈，是针对媒体的攻击。”
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攻击媒体对共和党而言向来是种政治策略，但特朗普的零和思维——以及其基本盘将任何损害白宫形象的内容（无论事实如何）统统贴上“假新闻”标签的做法——却是崭新的，且令人不安。这让一些保守派人士不禁思考：在数十年来不断渲染“自由派媒体”叙事之后，他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制造了一个怪物。“这带有威权主义的色彩，”查伦对我说。“在政治威权主义者统治的国家里，官方媒体会试图说服民众，除了伟大领袖告诉你的内容外，其他媒体都不值得信任。而且，你知道，其中有些言论暗藏险恶的潜台词——‘如果你在《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了，那这件事就没发生过。’这是一种令人恐惧的虚无主义。”
至于博泽尔，他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并辩称新闻机构只能怪自己。“这暗示是我们让局势变得恶劣，”他告诉我。“我告诉你，是左翼媒体让局势变得恶劣。而当保守派挺身对抗他们时，突然间受审的却成了保守派？”他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我绝不道歉。”
作者：蒂姆·阿尔伯塔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
本文出处：The Deep Roots of Trump’s War on the Press




作者声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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